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、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  

    改革开放30年，有一点是科技战线值得特别一提的，就是科技立法。

　　1985年召开了全国科技立法工作座谈会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。彭真同志给大会发来了贺信。在那次会上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突破口，就是要订立技术合同。这是有争论的，最后获得了通过。用一部法律把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进行调整，解决了成果的归属，解决了开发当中的风险，在国际范围是没有先例的，是很有创新意义的。

　　第二项重要的立法就是科学进步法：抓顶层设计，抓基本法，抓主要矛盾。1993年科技进步法出台了。国际范围内用一部综合性的法律，规范整个科技发展的各个环节，应当说也是没有先例的。这部法律把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的思想写入了总则。

　　这两个立法当中，我直接参与起草、修订工作。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对科技进步法进行修订。这一次我作为顾问，也提出了一些建议。我认为这次新的修订是成功的。一是全面修订；二是整个修订以自主创新为主线，把创新作为主旋律。围绕这一点，来设置条文，凝练思想，使这个法很有特色，既是一个科学技术的基本法，同时又是创新的促进法。而且我感到很高兴的是：这个法把“建立以企业为主体、市场为导向、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”用法律的条文明确下来。

　　另外，周边环境的立法、科技成果的转化法、科学技术普及法，以及知识产权的立法也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从科技立法的角度来说还有两件工作比较重要，一个是在完善了知识产权立法以后，建议加强有关科技信息资源共享的相应立法。另一个是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促进法，既然产学研合作提到这么高的高度，破解了经济和科技脱节的难题，按照我国依法治国历来的思想，重大的、长远的、战略的、需要持续坚持的东西，应该通过法律把它肯定下来。